20世纪50年代，脊髓灰质炎在我国许多城市暴发，而且迅速蔓延，造成了大量的儿童死亡。脊髓灰质炎在当时世界上算是疑难病症，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只能预防。当时我们的医疗卫生条件十分落后，这一疫情对建立不久的新中国是一个严峻考验。
顾方舟
01
推动疫苗研究
由于我国医疗科学技术的落后，面对疫情危机，中国政府邀请了苏联专家索柯洛夫在上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举办脊灰病毒培训班，并指导中国脊灰病毒的相关研究。顾方舟有幸成为索柯洛夫的助手，同他一道研究脊髓灰质炎，负责建立猴肾单层上皮细胞的制备及培养方法、制备脊灰病毒类型的免疫血清、制定病毒分离及定型的方法，这为顾方舟以后开展独立研究奠定了基础。3年后，顾方舟担任了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脊髓灰质炎研究室主任，对脊灰开始进行专门研究。顾方舟在担任脊髓灰质炎研究室主任期间，经过不懈努力，建立脊灰病毒的分离与定型方法。建立脊灰实验室诊断体系，确定国内流行的脊灰病毒类型被提上了日程。
年夏，上海发生了“脊灰”流行，在上海，顾医院医院临床诊断和疑似脊髓灰质炎的住院人中收集份粪便标本，取其中份标本分离病毒。经过定型，确定脊髓灰质炎病毒株，分为三个类型。顾方舟还研究了“脊灰”病毒分离率与临床症状、取样标本日期及粪便悬液接种量之间的关系，这项研究是我国第一次用病毒学和血清学的方法证实以Ⅰ型为主的“脊灰”流行。脊灰病毒的分离与定型方法，填补了病原学、血清学研究的空白。以此研究为标志，顾方舟打响了攻克脊灰的第一战。年3月，卫生部派顾方舟等科研人员赴苏联考察脊灰疫苗的生产工艺。
年，Salk（索尔克）医生在实验室里成功培育出了三种脊髓灰质炎毒株，不久研制出了死疫苗，在美国进行临床试验后获批上市。在索尔克研究灭活疫苗之前，世界上还有三个研究小组在研究减毒活疫苗。波兰和美国病毒学家和免疫学家HilartyKoprowski（希拉里·柯普洛斯基）采用啮齿动物传代适应的方法；美国细菌学家HeraldR.Cox（柯克斯）则从鸡胚适应开始；而美国医学研究者AlbertBruceSabin（艾伯特·布鲁斯·赛宾）则用组织培养技术作为减毒的手段。前二人所得的“脊灰”减毒病毒的弱毒性不稳定，而Sabin的三个型“脊灰”病毒的毒力最低。索尔克的疫苗需要注射四次，只能产生血液免疫，不能产生肠道免疫，也就是说，死疫苗不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免疫屏障，快速地在适龄儿童中间建立起脊髓灰质炎免疫的屏障而达到完全消除脊灰病毒的目的。Sabin发现脊灰病毒的致病原理，所制得的疫苗毒力低且稳定，获得初步认可。但是美国的一些病毒学家，对Sabin疫苗的安全性存在着质疑。他们担心，活疫苗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发生突变而造成毒力增加，即毒力“返祖”，人们会因为服用疫苗而得病。所以美国没有批准赛宾的临床试验。赛宾的研究成果无法推行，于是他将研制的疫苗分送到世界各地著名实验室，希望他们能帮助进行临床试验。年，Sabin寻求同苏联“脊灰”与病毒性脑炎研究所所长丘马可夫教授的合作。此时在苏联的顾方舟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国际会议后对这两种疫苗有了清晰的了解，死疫苗昂贵，效果不佳，但安全；活疫苗便宜，但有效性和安全性尚待验证。顾方舟在会后立即向国家汇报了会议情况，并积极大胆地建议我国走活疫苗路线。后来，顾方舟设法联系到了丘马可夫导师，并得到了赛宾原制疫苗。在时任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的帮助下，年9月，顾方舟从莫斯科带着老师给他的活疫苗回国。顾方舟把活疫苗交给卫生部放到生物制品研究所保存起来。后来卫生部原则上同意了顾方舟提出的中国走活疫苗路线的建议，但是仍然让顾方舟在苏联期间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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