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年里,在仲辉和聂立立的帮助下,个中国孤儿被美国家庭收养。他们的命运从此得到改变,探寻这家全世界最大的收养中国孤儿的海外慈善机构,人们或许会问:这世界上难道真有无缘无故的爱吗?
撰稿陈又礼发自北京、广州编辑张欢
对仲辉和聂立立夫妇而言,评价一座城市好坏的标准,基本是由弃婴数目、福利院的作为程度,以及人们讨论起这两者时的态度来决定的。
谈到这个标准,是因为我们聊到了最近网传“人贩公然抢孩子”的新闻。即便隔着公里、13个小时的时差,我依然能从电话里感受到他的愤怒。“人性究竟会有多恶、或者说多贪婪,才会狠得下心去伤害孩子呢?”
仲辉和聂立立是CCAI(全称ChineseChildrenAdoptionInternational,“国际中华儿童服务中心”)创始人。这是全球范围内最大的对华涉外收养机构,从事跨国孤儿收养已经23年了。在此期间,个中国孤儿顺利找到“美国父母”。
所有的故事源自28年前的一次宴请。年,哥伦比亚大学神学院的硕士生仲辉应邀到杰克·雷曼教授家做客。雷曼教授在哥大讲授美国历史和西方文明。这个家的成员结构颠覆了仲辉对“家庭”二字的固有认识——8个孩子,高加索和非洲面孔各占一半。而且4个亲生、4个收养。
此时仲辉出国还不久,他还记得在中国“收养”不但是一个极其私密的行为,而且还带了禁忌的羞耻感。但看着这些跨种族的男孩女孩们在后院放肆奔跑、尽情嬉戏,看他们一家人牵手围成圈在晚餐前闭眼祷告,他感到很迷惑:这世界上难道真有无缘无故的爱吗?
●聂立立仲辉夫妇图/本刊记者梁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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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与不完整
年3月14日傍晚,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向方和白秋菊站在国内到达的出口,等待着从郑州飞来的Group(CCAI的第个涉外收养团)。他们都已在CCAI工作15年以上,作为广州站的地方工作人员,负责安排收养家庭离境前的最后一段。
与此同时,仲辉与聂立立身处CCAI总部——一幢位于科罗拉多州州府丹佛市的二层红色小楼里,一东一西、一昼一夜,通过无线电波和网络,留心着大洋那头一个个家庭的最新动向。
在河南领到孩子后,所有美国家庭都必须经由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才能办妥孩子的签证手续,他们要面对成摞的表格和资料,以及相关体检。
飞机晚到了将近一小时,两位向导看起来有些焦虑,眉头稍微打着结,时不时踮起脚来张望。又是一刻钟,好不容易才看见9个家庭一步步走到出口,他们手中的幼小生命,几乎吸引了周围人们的全部好奇目光。
这些刚被撕去“孤儿”标签的孩子们,有的双腿戴着矫正器、有的前额绑着术后绷带、有的唇颚裂、有的随身连接液体导出管、有的蓝嘴唇、有的由于心脏病而昏睡……
向方攥在手里的那份表格中还有这样的记录:脊膜膨出、直肠粘膜下垂、脑室增大、HIV携带者、无肛、蛛网膜下出血……
在将近三小时的高空飞行过程里,他们所可能出的问题,实在多得让人脊梁发麻。
下了飞机,这群美国父母终于松了口气。他们脸上挂着黑眼圈和汗滴,但凝望自家新成员时,柔软荡漾在眼底。
仲辉和聂立立告诉我,在CCAI里,曾经有一个家庭前后收养了8个中国残疾孩子。
团里的丹尼尔和卡罗琳说,自3年前将马洛从河南驻马店抱回洛杉矶,他们从没忘记过婷婷的大眼睛。马洛和婷婷是同一所福利院里最好的玩伴,“那天我们去接马洛,他们两个正在树荫下玩蚂蚁,笑得好开心。结果我们牵走了其中一个,另一个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们,不笑不哭,就只是看着……那种感觉实在太让人心碎了。”
他们没有办法忘记这双眼睛,终于再一次来到中国。现在婷婷已经6岁了,因严重的心脏病刚动过手术。并不算健壮的卡罗琳总是让她骑在自己肩上,好几个人劝她把孩子放下来,她却说:没关系,婷婷需要妈妈。
托马斯一家来了6口人,丈夫妻子和4个男孩。他们热情、阳光,漂亮得像刚从大银幕里走出来。这次,他们收养了一男一女——小洁患有先天性脑室增大(脑萎缩);而唇腭裂的小风,则是HIV携带者。从几天前接到这两个孩子以来,4个哥哥除了轮流背硕大的背囊、拖行李箱、推婴儿车和准备奶瓶尿布,也会争抢着揽过弟弟妹妹来照顾。其实这个家庭并不富裕,为了此次的中国之行,他们已经省吃俭用了一年。
当被问到为什么愿意收养这样的两个孩子时,他们一家回答:“我们……确实没有想到过小风和小洁的身体现状,只是在当初填表时,就填了可以接受的所有残疾情况。然后孩子资料发过来,我们一看到他们的照片,”托马斯抬起手来擦了一下眼睛,“不知为什么一下子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孩子…”
照片上的男孩,单眼皮、唇腭裂、肤色显出不健康的蜡黄;而女孩则神情呆滞,唯独眼睛里透出深不见底的恐怯。以大众的眼光看来,其实都算不上太讨人喜欢。
在年,像这样患有重大疾病的儿童,占CCAI成功收养95%以上比例。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些可被涉外收养儿童的状况已经从性质上发生了某种转变:从几乎清一色女孩到男女不一;从绝大多数一周岁左右到年龄各异;从基本健康无碍到基本生来残疾。
这相当于在原有的“非亲生”底色上添加“大龄”或“不健全”(甚至两者并存),其涉外领养难度系数,猛然激增。
“真正困难之处其实是除经济之外,父母在情感上、精神上所需要承担的压力。那才是最折磨人的。”仲辉说。
在丹尼尔和卡罗琳与婷婷相处的几天里,这个喜怒无常的小姑娘除了大哭大闹以外,遍地打滚、拳打脚踢、撒泼耍赖都是随时可能出现的。有一次她甚至因为要跑出宾馆“找(福利院的)阿姨”被制止而小声咒骂妈妈是“臭女人”。为此这对年轻的夫妇伤透了脑筋。
平日他们习惯了被忽视,虽然绝大多数都不至于过分反叛,却都称不上阳光。很难想象这一个个家庭要耗费多少时间、精力和真心,才能够帮助他们长成快乐而灿烂的模样。
“福利院现在98%都是残疾孩子,而且年龄普遍偏大,在国内是基本没有被收养的可能的。他们怎么办?每个孩子都应该属于家庭、充满爱的家庭,你不能说因为他生来有缺陷,就不配拥有这个天赐的权利。”聂立立说。
似乎总有紧迫感从这些收养家庭的内心深处溢出来,其中还夹杂着某种悲天悯人,他们总是不自觉地认为:我不救,这个孩子该怎么办?他要是死了怎么办?他就算没死、却悲惨地走完一生,又怎么办?
这种感觉同样缠住了仲辉与聂立立,从年9月建起CCAI至今,他们从没有奢望过当年被撒在荆棘丛中的芥菜子,竟然也逐渐地长成了参天巨树。
●托马斯一家在广州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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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味道
3个月前,我在北京见到了这对创始人。两人讲着纯正的美式英语,说普通话时却带着没法磨平的东北腔;大脑里交错往来着美式思维,内心接收到的却又是大陆频道。碰撞感实在是强烈。对于这两个身份之间的张力、对于定居美国,甚至对于离开家乡,都是两人在30年前无法想象的。
在仲辉的印象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辽宁抚顺煤皮铺地,在街上看到马粪也不稀奇,汽车一跑一溜烟。这是他的家乡,也是他大学毕业后毕业分配的城市。
大学4年,他给大量涌入大连的美国游客当向导,领一天15美分的酬劳。年,在穿梭的旅行团中,仲辉认识了他的第一个资助人,她给仲辉发来了哥伦比亚大学神学院的申请。
到美国去学习宗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件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于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中,公安局的官员无数次叫他过去询问:这个美国资助人到底是谁?她的政治身份是什么?她的这笔钱究竟从何而来?
好事多磨。直到秋天,事情才迎来转机。仲辉终于成为了年以来,大陆第一个被官方批准前往美国进修神学的留学生。
与聂立立订婚、借钱买机票,仲辉带着仅有的15美元来到首都国际机场,由此这个年轻人第一次窥见了西方世界的某种。只是在与那个洁白的陶瓷马桶面面相觑时,他完全乱了阵脚,从前他对“厕所”二字的概念,从来都仅限于“挖在地上的一个洞”。左思右想,他终于颤颤巍巍地站上了高高的坐垫……
16小时后,仲辉在旧金山转机。美国航班上的空姐微笑着问他:“先生,想喝点什么呢?啤酒、红酒、威士忌、可乐、健怡可乐还是雪碧?”
如此稀奇的选项让他愣住了,几秒后当空姐重复了一遍问题,他才结结巴巴地说:“可乐吧。”
打开易拉罐,听着二氧化碳溢出的嗞嗞声,他尝到了“美国”的味道。
●美国家长们在出发领养前必须到CCAI总部接受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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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
在神学院,“全院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大陆学生”从早到晚被挫败感所包围,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美式英语像是一种他闻所未闻的新语言。相比之下,基本不懂英语的聂立立处境更加糟糕。
他们住在简陋的拖车里,为了维持生活,仲辉利用一切课外时间在学校餐厅洗碗打杂,时薪3美元。而过去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的立立,则因为语言不通和无法合法打工的陪读身份,只能打一些最为辛苦的黑工。白天,她挨家挨户为美国人打扫房子,挽起袖子、双膝跪地使劲刷着一个个马桶;晚上,则摇身一变成了保姆,喂奶、换尿片。他们一星期只买一只鸡,每顿吃一小点;接受邻居送来的旧衣服,洗干净、消消毒,还能穿好长一段时间……
他们有了一对龙凤胎,生活的艰难自不必说,但好歹,在深不见底的“美国梦”炮灰之中,两人省吃俭用,慢慢有了点储蓄,总算是立下脚了。
年,聂立立从国际语言学院毕业;第二年拿到助理律师证书;年从科州基督大学取得人事管理学士学位;考入凤凰大学,两年后以优异成绩获得商管硕士学位(MBA);年初,她和商学院的两位同学一起注册了一个电脑程序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是将当时美国的编程技术引进中国东北、西南和东南的一些高等院校。
在这4年间,仲辉也即将念完他的宗教哲学博士课程。
年4月的一天,仲辉去拜访一位大陆朋友小胡,在小胡公寓的茶几上看到了《人民日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头版头条的10个大字冲进仲辉的眼睛。他马上向小胡借了报纸,带回家中给妻子立立。
聂立立是中国改革开放、恢复律师制度后的第一批持证律师,来美后她一直密切北京看白癜风去哪家医院最好北京国际白癜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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